三代政暇，文翰颇疏。春秋聘繁，书介弥盛。绕朝赠士会以策，子家与赵宣以书，巫臣之遗子反，子产之谏范宣，详不雅四书，辞若对面。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，固知行人挈辞，多被笔墨矣。及七国献书，诡丽辐辏；汉来笔札，辞气纷纷。不雅史迁之《报任安》，东方之《谒公孙》，杨恽之《酬会宗》，子云之《答刘歆》，志气槃桓，各含殊采；并杼轴乎尺素，顿挫乎寸衷。逮后汉书记，则崔瑗尤善。魏之元瑜，号称翩翩；文举属章，半简必录；休琏功德，留心词章，抑其次也。嵇康《绝交》，实志高而文伟矣；赵至叙离，乃少年之激切也。至如陈遵占辞，百封各意；弥衡代书，亲疏得宜：斯又函牍之才也。
详总书体，本在尽言，言所以散郁陶，托风度，故宜条畅以任气，优柔以怿怀；文明自在，亦心声之献酬也。若夫尊贵差序，则肃以节文。战国以前，君臣同书，秦汉立仪，始有表奏，王公国内，亦称奏书，张敞奏书于胶后，其义美矣。迄至后汉，稍著名品，公府奏记，而郡将奉笺。记之言志，进己志也。笺者，表也，表识其情也。崔寔奏记于公府，则崇让之德音矣；黄喷鼻奏笺于江夏，亦肃恭之遗式矣。公幹笺记，丽而规益，子桓弗论，故世所共遗。若略名取实，则有美于为诗矣。刘廙谢恩，喻切以至，陆机自理，情周而巧，笺之为美者也。原笺记之为式，既上窥乎表，亦下睨乎书，使敬而不慑，简而无傲，清美以惠其才，彪蔚以文其响，盖笺记之分也。
夫书记宽大，衣被事体，笔札杂名，古今多品。是以总领黎庶，则有谱籍簿录；医历星筮，则有方术占式；申宪述兵，则有律令法制；朝市征信，则有符契券疏；百官询事，则有关刺解牒；万平易近达志，则有状列辞谚：并述理于心，著言于翰，虽艺文之末品，而政事之先务也。
故谓谱者，普也。注序世统，事资周普，郑氏谱《诗》，盖取乎此。籍者，借也。岁借平易近力，条之于版，春秋司籍，即其事也。簿者，圃也。草木差别，文书类聚，张汤、李广，为吏所簿，别情伪也。录者，领也。古史《世本》，编以简策，领其名数，故曰录也。方者，隅也。医药攻病，各有所主，专精一隅，故药术称方。术者，路也。算历极数，见路乃明，《九章》积微，故认为术，《淮南》、《万毕》，皆其类也。占者，觇也。星辰飞伏，伺候乃见，登不雅书云，故曰占也。式者，则也。阴阳盈虚，五行新闻，变虽不常，而稽之有则也。律者，中也。黄钟调起，五音以正，司法驭平易近，八刑克平，以律为名，取中正也。令者，命也。出命申禁，有若自天，管仲命令如流水，使平易近从也。法者，象也。兵谋无方，而奇正有象，故曰法也。制者，裁也。上行于下，如匠之制器也。符者，孚也。征召防伪，事资中孚。三代玉瑞，汉世金竹，末代从省，易以书翰矣。契者，结也。上古纯质，结绳执契，今羌胡征数，负贩记缗，其遗风欤！券者，束也。明确束缚，以备情伪，字形半分，故周称判书。古有铁券，以坚信誓；王褒髯奴，则券之谐也。疏者，布也。安排物类，撮题近意，故小券短书，号为疏也。关者，闭也。收支由门，封闭当审；碎务在政，通塞应详。韩非云∶“孙亶回，圣相也，而关于州部。”盖谓此也。刺者，达也。诗人讥讽，周礼三刺，事叙相达，若针之通结矣。解者，释也。说明结滞，征事以对也。牒者，叶也。短简编牒，如叶在枝，温舒截蒲，即其事也。议政不决，故短牒咨谋。牒之尤密，谓之为签。签者，纤密者也。状者，貌也。体貌来源根基，取其事实，先贤表谥，并有行状，状之年夜者也。列者，陈也。摆设工作，昭然可见也。辞者，舌端之文，通己于人。子产有辞，诸侯所赖，弗成已也。谚者，直语也。丧言亦不及文，故吊亦称谚。廛路浅言，有实无华。邹穆公云“囊漏储中”，皆其类也。《牧誓》曰∶“前人有言，牝鸡无晨。”《年夜雅》云“人亦有言”、“惟忧用老”，并上古遗谚，《诗》《书》所引者也。至于陈琳谏辞，称“掩目捕雀”，潘岳哀辞，称“令嫒”、“夫妻”，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。夫文辞卑鄙，莫过于谚，而圣贤《诗》《书》，采认为谈，况逾于此，岂可忽哉！
不雅此众条，并书记所总∶或事原形通，而辞意各别，或全任质素，或杂用文绮，随事立体，贵乎精要；意少一字则义阙，句长一言则辞妨，并有司之实务，而浮藻之所忽也。然才冠鸿笔，多疏函牍，譬九方堙之识骏足，而不知毛色雌雄也。言既身文，信亦邦瑞，翰林之士，思理实焉。
赞曰∶
文藻条流，托在笔札。既驰金相，亦运木讷。
万古声荐，千里应拔。碎务纷纶，因书乃察。
翻译
《书记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二十五篇，体裁论的最后一篇。本篇除对书牍和笺记做了重点阐述外，还对各类政务中应用的杂文，共六类二十四种，都做了扼要解释。刘勰以为：“文辞卑鄙，莫过于谚。”这种陋俗的平易近间谚语，尚为古代圣贤所看重，并采取于经籍之中，则其他文辞，“岂可忽哉”！这也是刘勰要周全阐述各类杂文的解释。
本篇分三个部门。第一部门论书牍，解释书的寄义、来源、魏晋以前手札的写作和应用情形，最后论手札写作的根本特色。第二部门论奏记和奏笺。刘勰以为对三公用奏记，对郡守用奏笺，这是就其年夜致情形而言。奏记和奏笺的差别，在其时并不是很严厉的。笺记与书表也颇邻近，刘勰在这部门的最后，扼要解释了它们的异同。第三部门论二十四种杂文。重要是逐条讲解各类名称的寄义，偶举具体作品加以证实。最后强调这些文辞于己于国的主要，愿望文人不要疏忽。
本篇以手札为重点，个中评及的部门名篇，如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、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等，在文学史上是有主要位置的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刘勰所确定的作品中，不仅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有“每非汤、武而薄周、孔”的离经叛道之论，刘勰仍评以“志高而文伟”；杨恽的《报会宗书》，更是作者横遭腰斩之祸的重要罪证，刘勰也夸奖它是“志气盘桓，各含殊采”的好作品之一。本篇所论各类杂文，固然没有多年夜意义，但个中对平易近间谚语也有必定确定，以为圣贤不废，值得留意。此外，如主意手札要“散郁陶，托风度”；所有书记的写作，都是“意少一字则义阙，句长一言则辞妨”。所以，披沙简金，个中照样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看法的。
（一）
年夜舜曾说：“书写以记录错误。”因为书是用以记录时事的。凡是古代圣贤的言辞，都总称为书；书的感化，重要就是用来记言的。扬雄就说：“言，是人的心坎发出的声音；书，则是表达心思的符号。发作声音，写成文字，正人与小人的分歧就表示出来了。”所以，书就是伸展的意思。把言辞伸展分布开，写在简板之上，就成了书；《周易·系辞》用《夬卦》来象征书契，就是取文字以明白断决为贵的意思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政务不多，书面的文件也很少运用。到了春秋时代，诸侯之间聘问频仍，持书往来的使者许多：如秦国年夜夫绕朝赠策书给晋国年夜夫士会，郑国年夜夫子家派青鸟使送信给晋国年夜夫赵盾，楚国的屈巫从晋国送信给楚令郎侧，郑国年夜夫子产寄信奉劝晋国的士匄。细心读这四封手札，其辞就像在相对面谈。又如滕文公逝世后，鲁国年夜夫叔弓为使者到滕国送弔书。由此可见，春秋时代的交际使节，年夜都已经携带书面文件了。到战国时的献书，多用秀丽的文字构成。汉今后的书札，文辞气宇纷纷庞杂。读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、东方朔的《与公孙弘书》、杨恽的《报会宗书》、扬雄的《答刘歆书》等，写得志气巨大，各有异采；都是组织辞采于尺素之上，字里行间涟漪着方寸之心。到东汉时代的书记，则以崔瑗写得最好。三国时的阮瑀，曹丕称其“书记翩翩”；魏文帝汇集孔融的遗作，即使半片竹简也要收录；应璩喜好缀集时事，很留意书记的写作：但这已是较差的作者。魏末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就是志气嵬峨、文辞雄伟的作品了。西晋赵至的《与嵇茂齐书》，是年青人的心境激切之作。至于西汉陈遵，他口传部属作书，数百封信，各有分歧用意；汉末祢衡代黄祖写信，该亲该疏，各得其当：这两位又是作书的才了。细心总结书这种体系体例，本在于把话说透辟，是用以舒散郁积的心境，表达美妙的言行；是以，应当层次畅达而放任志气，自在不迫而悦其襟怀胸襟。可以或许层次畅达和自在不迫，就有用地施展互相赠答、交换思惟的感化了。
（二）
至于尊贵有别，就须严正地合于礼节。战国以前，君臣高低都用书；到秦汉时代确立仪法，臣下对帝王开端用表奏；在诸侯王国中，也称“奏书”；如西汉张敞对胶东王太后的奏书，其意义是美妙的。到了东汉，逐渐有了名位品级的分歧：对三公上书称“奏记”，对郡守上书称“奏笺”。“记”是言志，就是对上表达本身的情志。“笺”就是表，就是注解本身的情志。东汉崔寔给年夜将军梁冀的奏记，则是崇尚推让的好作品了；黄喷鼻给江夏太守的奏笺，就是严正恭顺的遗范了。汉末刘桢的笺记，写得华美而有益于劝戒，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没有论及他的笺记，因而一般人都不知道；如抛开名称而看本质，刘桢的笺记更美于他的诗篇。三国时刘廙的《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》，所用比方极为确实；陆机自辩其枉罪的表笺，说理严密而文辞奇妙：这可算是笺表的佳作了。查笺记的格局，上和表奏接近，下与书记类似；要像表奏那样恭顺，但没有害怕的表现；可以像书札那样从简，但不克不及表示得狂妄无礼。用清丽的文笔以发挥其能力，借光华的盛采以增强其动人的力气：这就是笺记的根本特色。
（三）
书记的内容十分宽大，它包含各类各样的事体。笔札的名目更为复杂，古今门类甚多。关于总领庶民事务的，则有谱、籍、簿、录；关于医药、历法和星象占卜的，则有方、术、占、试；关于声名法令和讲兵书的，则有律、令、法、制；关于朝廷和贸易方面讲究凭信的，则有符、契、券、疏；关于各类仕宦之间讯问工作的，则有关、刺、解、牒；关于庶民表达情志的，则有状、列、辞、谚等等。所有这些，都是从心坎动身来论述事理，在笔札上写下言辞；固然是各类文辞的下品，倒是处置政事的要务。
所谓“谱”，就是普。编著世代相承的统系，必需完全广泛，汉代郑玄为《诗经》编的《诗谱》，就是取这个意思。
所谓“籍”，就是借。古代每年借用庶民的劳力，要记在简板上；《左传》中所说“司晋之典籍”，就指此事。
所谓“簿”，就是圃。和各类草木分离栽种于园圃一样，有关案牍也是分类汇集在文簿里面。汉代的张汤、李广，都曾被仕宦按簿问罪，就是为了鉴别真伪。
所谓“录”，就是领。如记录古史的《世本》，就是编成简策，总的记载诸侯年夜夫的户籍，所以叫做“录”。
所谓“方”，就是隅。用医药治病，各有主治之疾，用药的人也专精某个方面，所以称用药之术为“方”。
所谓“术”，就是路。要用最精的技巧推算，途径才看得清晰；《九章算术》积累了数学的精妙，所以称之为“术”。淮南王刘安的《万毕术》，也是这方面的著作。
所谓“占”，就是觇。依据星辰的变更来占验往来起落的吉凶，要经由过程不雅察能力看清；前人是登上不雅台进行不雅察而书写云物气色的变更，所以叫做“占”。
所谓“式”，就是则。寰宇之间阴阳五行的消长盛衰，固然变更无常，但考核其变更是有必定轨则的。
所谓“律”，就是中。乐律由黄钟起调，五声都据以正音。用司法来治理庶民，依据周代所制八法就能处置公正。用“律”这个名称，就是取公正中正之意。
所谓“令”，就是命。发出敕令，声名禁戒，有如从天而降。管仲说命令如流水，意思是使庶民服从。
所谓“法”，就是象。军事上的盘算没有必定，但战术的奇正有必定的兵书，所以称之为“法”。
所谓“制”，就是裁。由上而下贯彻履行，如同工匠按照规则制作器具。
所谓“符”，就是孚。为了防上征聘召集的虚假，就依附出自心坎的诚信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用玉制的信物，汉代用铜虎和竹箭取代，魏晋今后从简，就改用书翰了。
所谓“契”，就是结。上古时代的人很朴素，以结绳为契约；至今羌人胡人验数，以及商贩记钱的方法，年夜概就是古代结绳为契的遗风吧。
所谓“券”，就是束。明白的束缚，是为了防止虚假。剖开约券上的文字各执一半，所以周代称为“判书”。古代还有丹书铁券，用以确保信誓。汉代王褒的《僮约》，可说是约券的榜样了。
所谓“疏”，就是布。安排摆设事物，只是摘要写明其年夜意，所以对短小的字据叫做“疏”。
所谓“关”，就是闭。进出都要经由门，封闭就必需郑重。各类事务决议于其时的政局，政局的顺遂或壅塞是应当具体懂得的。《韩非子》中曾说：“公孙亶回固然是圣明之相，却起于处所仕宦。”讲的就是这个事理。
所谓“刺”，就是达。《诗经》的作者写诗以讥讽统治者，《周礼》中说断狱要向三种人一一讯问。这种依次达到的方法，就像用针的刺通到底。
所谓“解”，就是释。说明凝聚积滞的问题，证验有关之事加以查对。
所谓“牒”，就是叶。用短小的竹简编成碟，就像树枝上的树叶；汉代路温舒截断蒲叶编成牒，就是这种事例。群情政事尚未作出决议，便用简短的牒文相商讨。牒文中更为精密的一种叫做“签”。所谓“签”，就是精密的意思。
所谓“状”，就是貌：描写其来源根基，采用其事实。古代圣人逝世后，要给他追赠谥号，同时写一篇逝世者生平业绩的行状，这是较主要的一种状文。
所谓“列”，就是陈。把有关内容一一列举陈说出来，问题就显而易见了。
所谓“辞”，就是口头上的言辞，由本身传达给他人。《左传》中说，郑国于产擅长言辞，诸侯都端赖它，可见言辞是弗成没有的。
所谓“谚”，就是直质的话。丧弔怙恃的话不克不及有文采，所以弔辞也叫“谚”。平易近间的谚语，也是有实无华的。春秋时邹穆公说的“口袋虽漏仍在个中”，就是这类话了。《尚书·牧誓》中说，“前人有言，母鸡不司晨。”《诗经·年夜雅》说：“人亦有言，因忧而老。”这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谚语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所引用过的。至于陈琳在《谏何进召外兵》中说的“掩目捕雀”，潘岳在哀弔之作顶用的“令嫒”、“夫妻”等，都是引用平易近间鄙谚写成的。文辞的陋俗，没有跨越谚语的了，可是古代圣贤在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，也采为言谈，况且不如谚语陋俗的各种书记，岂能疏忽呢！
上述六类各四条，都包含在书记之中：个中有的本是相通的，但辞意各不雷同；有的完整用朴素之辞，有的则杂以文采。应依据情形的分歧来肯定体系体例，而以精当扼要为贵。意思缺乏一字就会不周全，一句之中多一个不需要的字也有防害。这都是各级仕宦必需实施的，而为寻求浮华藻饰的作者所疏忽。但有的作者其才干虽为巨著之冠，却经常疏于书札小文，这就如擅长相马的九方堙，虽能辨认千里骏马，却不克不及鉴别马的毛色和牝牡。文辞不仅可以美化作者自身，也是一个国度的光荣；是以，文坛之土，应当斟酌从事实务。
（四）
总之，文章的各类支流，都容纳在笔札之中。有的要驰骋文采，有的则应用朴质。优良的书札使作者申明显扬于万古，影响很快就传遍千里。浩瀚纷杂的政务，就靠书记得以明察。